读了金开诚、舒年先生的文章《试说“和”“同”互济》（见1998年9月16日《中华读书报》），也想谈点自己的看法。
“和”与“同”，从字面上看，本是相似或相近的。孔子却要加以区别，而且强调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”我并不认为孔子的每句话都对，但这两句话包含的哲理，却难于提出疑问。我理解这里所说的“和”与“同”，实质上是指的两种思想方法或思维方式。就是说，究竟怎样看待事物的相同的一面、怎样达到人们之间的一致呢？是承认包含特殊性、多样性的“同”呢，还是只认千篇一律、千人一面的“同”？是通过差别、对立而达到一致呢，还是抹煞差别、对立而强求一致？前者是“和”，后者是“同”。前者表现事物的活力，后者表现事物的衰微，前者促进事物的发展，后者窒息事物的生机。正如《国语·郑语》中史伯所说：“夫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。以他平他谓之和，故能丰长而归之。若以同裨同，尽乃弃矣。”又说：“声一无听，物一无文，味一无果，物一不讲。”就是说，声音单一不悦耳，颜色单一不显美，味道单一不合口，事物单一不可究。齐国晏婴在主张“和”而反对“同”时也说：“若以水济水，谁能食之？若琴瑟之专壹，谁能听之？同之不可也如是。”可见“和”与“同”，实质上不仅表现道德上“君子”与“小人”或政治上“忠臣”与“媚臣”的作风上的差别，而主要是思维方式、思维智力之间的差别。
德国辩证法家黑格尔在《小逻辑》中论述“同一”范畴时，就专门区分了两种“同一”。一种是“抽象的同一”，即“排斥一切差别的同一”；另一种则是“具体的同一”，即“包含差别于自身内的同一”。他认为这是在哲学上区别好坏的一个“关键”，并且说：“如果思维活动只不过是一种抽象的同一，那末我们就不能不宣称思维是一种最无益最无聊的工作。”应当说，黑格尔的这种区分，与我国传统思想中的“和”、“同”之别正相吻合。辩证法思想是人类智慧的结晶，古今中外，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在辩证思维上自有许多相通之处。
当然，我们主张“和”的思维方式，并不是否认事物有相同的方面。黑格尔也认为，重要的是，要看出“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”。比如，当今时代的主题已是和平与发展。那么，坚持和平与发展，进一步说，逐步消灭剥削与压迫，达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，已正在或将要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理想目标。这种共同愿望的形成，不正是经历长期战争的创伤，经过各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长期斗争而形成的吗？而且这种共同愿望的背后，也还包含着各种复杂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心理。至于理想目标的实现，显然更需要经过各种社会力量的支持和较量，以至包括局部性的战争，甚至大规模战争的阴影和威胁也不能说完全消失了。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经过20年前的那场讨论，至少在理论界达到了基本一致的认识，但这正是从沉痛的教训中摆脱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藩篱的结果，是经过反复论辩，冲破两个“凡是”的结果；而且在基本形成的共识中，也仍然包含着理解程度和理论观点上的差异；一个层次、领域的理论问题解决了，还会出现新的层次、领域的理论问题。再以最近发生的那场惊心动魄的抗洪斗争来说，值得颂扬的抗洪精神，确实表现了团结一致、同心协力、众志成城的气概，但也正是“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”，有钱出钱，有物出物，各尽其力，各显其能，才颇有成效地抗住了洪水的泛滥，把灾害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。
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曾经说：天下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。当然，天下更不会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地域、民族或人。按辩证法的术语，就是通常说的，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，共性寓于个性之中。这就是“和而不同”的客观依据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基本依据。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我们在各个时期、各个方面遇到的“一刀切”、“一窝风”的现象，实在太多了。人们似乎总是比较习惯于靠行政命令、按长官意志强求一律的方式办事。远一点说，那场人民公社化、“全民炼钢”运动所带来的灾难，人们仍记忆犹新。近一点说，经济领域的什么“房地产热”、“开发区热”、“股份制热”中，不也有许多一哄而上、造成不良后果的现象吗？在文化教育领域内，为什么有人认为蔡元培的有着辩证思维和中国传统智慧依据的“兼容并包”方针过时了？为什么“百花齐放”、“百家争鸣”的方针总是难以认真贯彻？为什么学术领域各具特色的学风和学派总是难以形成？为什么文学电影创作中公式化、概念化的弊病难以克服？为什么学校教育中的条条框框那么多，而发展青少年个性的问题总是得不到重视？所有这些问题，除了种种社会历史的原因以外，难道与“同而不和”的思维方式没有关系吗？我看还是多一点“和”，少一点“同”，尽力提倡“和而不同”为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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